{3}［日］高桥和之：试论日本国‘立法和‘行政的概念，载樋口阳一等编：《宪法学的展望》，有斐阁1991年版。

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然而，此处只是在名义上创造了此原则，可以看出仍然带有深刻的恶劣倾向原则的影子。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水平和国际参与度的提高，国家安全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与压力。国家不能介入个人信仰的主观世界，但当言论在外部领域产生法益侵害的效果的时候，国家便有介入的可能。传统上，美国宪法上关于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权衡案例的特点在于美国宪法一般不关注言论的内容，而是以危险来进行判断，形成了恶劣倾向原则、直接煽动原则、明显而即刻危险原则。宪法上的祖国安全，在《国家安全法》中直接转化为国家安全。另外，允许这种特别法存在，并不会根本上否定言论自由。

最后，在人权与国家安全关联性中注意把握安全的预防性，要靠预防来防止对安全环境的破坏。[x]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载《人民日报》，2017年I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

《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从生态义务的履行角度来看，该条规范存在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宪法》一百零五条规定的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的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人大监督职能的重要客体，执行地方人大的生态文明建设职权，履行生态义务，是《宪法》九十九条和一百零五条之间逻辑关联的推导结果。部门法的效力来自于宪法的授予，环境法设立地方义务的正当性来源于对宪法生态文明建设条款的体系性解释，但在生态文明建设逐渐上升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重点之时，对宪法规范中地方生态义务做显性处理无疑更有利于生态治理目标的达成和生态文明的实现。

2.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横向授权 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这一领导责任写入了《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四款，在宪法规范中以明文的形式表现出来。

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规范与实践面临来自宪法、环境法和国家治理体系三个方面的挑战。现行《宪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其中包括了审议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等。因此，对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考察也需要对地方政府承担环境质量责任进行宪法层面的体系性解释。本条文对国家机关的环境保护职责进行二元分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其辖区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2018年宪法修改后，现有的环境法体系随之进行一定的修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等，将其中的环境保护等概念统一修订为生态环境，规范术语的该表体现了立法目的之革新，与生态文明入宪的法治事件相关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当代中国环境法治是在政党—国家—社会框架中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是以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履行和实现为核心任务的制度变迁过程[32]。2014年《环境保护法》确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的要求，其后颁布、修改的各环境保护要素法基本上将环境质量负责的理念全面贯彻到对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义务的规范之中。2018年生态文明入宪即是执政党理念与国家政策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宪法规范中的国家目标，由此形成的宪法环境保护条款体系，标志着环境治理体系在宪法制度层面形成了规范意义上的重大进步。

宪法八十七条规定了作为中央政府的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明确了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生态义务。本轮机构改革使党政融合的范围明显扩大，传统作出行政决策的党走向前台，参与到行政过程中，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过程中面临着权力性质与来源的困惑。

《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包括《环境保护法》在内的环境单行法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责任的确定即是对宪法生态条款的具体实施，也为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明确提供了部门法资源。

而一百零五条具体列举的地方政府职权在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语境下必然负有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职权。从党的领导实践考察，党的领导包括党的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党的组织嵌入和党政机构融合四个层面[22]。当前，执政党政策的奖惩激励与法规范的效力约束基本能够满足地方政府发挥环境治理功能、履行生态建设义务的需要，但亦应当充分防范地方政府履行义务因缺乏宪法层面明确规范的支撑而出现低效、低能状态的风险，则应当充分发挥宪法对法律的解释作用，以制宪目的的的精神、依法解释、反映社会发展需求和体现宪法规范力为标准解决具体规范实施的问题。一是民法典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实现为具体的生态治理主体在实施治理行为中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提供了法体系的合宪性资源。虽然地方政府履职所依据的权力来源呈现出相对复杂的二元结构，但现有宪法生态文明条款的成熟以及体系性解释的运用已经为地方生态义务的文本化提供了完善的通路。结合《宪法》八十九条第四、第六两款文本可以看出，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职权的领导和管理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行为提供了依据，国务院及其部委亦可以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通过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方式对生态文明建设职权进行配置，向地方政府课以相应的生态义务，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总体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根据各层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职责，合理调整和设置机构，理顺权责关系。在此基础上，合宪的环境法律规范对生态宪法规范产生制度性回馈。

在规范性质上，国家根本任务乃是我国宪法规范体系内部层次最高的公共利益规定，其与宪法总纲诸条款之间存在着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五、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宪法规范供给路径 作为具体生态治理主体和生态责任承担者的地方政府在宪法层面上承担怎样的生态义务，如何承当生态义务，是从生态宪法体系完善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问题。

因此从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上来看，环境法规范体系的发展将极大助力于地方生态文明保护义务的宪法效力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现行《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六款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对义务的履行意味着对权力的行使，行使界限在于宪法规范及作为宪法规范具体化的部门法规范，对地方政府履职中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事实上是让行为接受合宪性审查的考验， 其中，行政主体对义务的正当履行和对权力的合理行使是审查的重要标准，宪法层面的地方政府生态环境建设义务在此处得到了逆向证成。1.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纵向延伸断层 2018年宪法修改后，生态文明被纳入宪法序言部分，从宪法规范的最高层进行整体约束。2016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范。

也就是说，中央人民政府一方面对具体工作进行领导，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具体权力进行针对性的配置。地方政府生态建设职责的履行既是对宪法授予的国家权力的使用，亦是对国家义务的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列举了6大类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其中古文化遗址古建筑重要史迹等客体往往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与其所处的环境相映衬方能体现其独特的文化历史价值，如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重要文物保护的文物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历史性上，还包含了文物与环境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态文化气质。一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地方政府的生态回应。

生态治理要求地方政府将视角从环境保护向生态文明建设迁移，从具体的保护行为转向对高层次文明形态的追求。作为行政权行使重要主体的地方政府受其规范指向的约束，即被课以生态文明建设义务。

从具体规范层面来看，自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开展以来，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所配套的措施大量以党和国家的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颁布并实施，且主要集中于生态文明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方向。进入专题： 生态宪法 生态治理现代化 地方政府生态义务 风险预防 环境权保护 。在生态治理的范畴下，三类制度共同为解决生态问题，发展生态文明提供制度保障。从规范意义上来看，生态文明建设的范畴肯定是大于环境保护，而环境质量责任的体系对应对象应当是环境保护职权，则权责对应的罅隙即制约了地方政府履行职责，又模糊了地方政府承担生态责任的界限，不利于地方政府真正履行职责。

宪法层面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明确意味着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得到了从宪法授权到法律，再由法律授权至行政机关的法治确认。而无论是《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还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均将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了具体的党委、政府之上，具体实施的政策制度与现行法律之间存在差异，法律效力的发挥面临着来自实践的挑战。

《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为地方政府设定的环境质量责任与宪法规范不相抵触，符合宪法规定。宪法与部门法间存在着交互影响：一方面宪法约束部门法秩序，而另一方面部门法也反作用于宪法[26]。

1.《宪法》第五条的宏观限制 首先，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意味着经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生效及实施应当被推定为合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将林业修改为林业草原则体现了环境治理的体系性治理，由单一环境要素的保障发展到广泛的联动治理。